長大的我們畫出了界線

爸爸說，他第一次聽到別人稱呼我為「醫師」時，感覺到有些有趣和好笑，一直聯想到韓劇裡的一個角色，而不是這個從小看到大的女兒。

現在，我自己對這個稱呼似乎也已經非常習以為常。穿上白袍（即使女醫師還是常被誤認為其他醫療人員），用一種專業展現態度和距離。

脫離了學生身份後，這個社會總是比從前想像得還要來得現實。白色巨塔裡是人性的縮影，那些愛的不愛的親人家人們。


終究無法視病猶親，即使勉勵著自己不要便宜行事而讓人失去了該有的權益，但或許自己已然無法回到那個啥都不懂、只會傻笑著聽老人家聊半小時往事雲煙的見習生。那時，真的是啥都不懂，連寫個病歷都要像寫訴狀斟酌猶豫一番，有的是時間每天做整套完整的理學檢查，而伯伯卻也很毫無怨尤地接受我笨拙的毛手毛腳，每天重複而基本地像是刷牙洗臉復健一般。

然後逐漸地，披著白袍的保護色，好像就可以畫出那麼一條間隔，可以站在專業理性的高度，無須去承受那些太過私密的無奈和悲傷。

只是一旦沒有了醫病關係，這稱謂於我來說卻有些太過沈重。即便再怎麼低調溫和，人們總是迫不及待地施加各種想像。或許只要微笑著就好，就像當了住院醫師後沒有時間每天重複的那些理學檢查，總是用最初的那次印象，爾後只是重點式測試，加上其他檢驗和檢查就可以初步診斷。

或許我們都太過匆忙而吝於花時間去了解他人；也許社會化後，那些人們以為我在乎的，我一點也不，卻還是體貼地顧慮起來。我可以理解的，所以也無所謂了。

嘿，只是有些可惜了，那些人跟人彼此了解的機會。